但我从任何著作家方面都看不出根本法的意义是什么。

所谓算法黑箱，是指算法制定主体以外的人对算法的模型结构、调用数据、算法测试等内容无从获悉。与自动化行政相对应的还有行政机关数据处理能力的大幅提升。

《互联网信息服务算法推荐管理规定》要求具有舆论属性或者社会动员能力的算法推荐服务提供者履行算法备案义务，该要求在性质上属于行政备案。以是否具有外部效力为标准，行政规定可以被划分为法规命令和行政规则。行政算法已被广泛应用于警务预测、市场监管、交通执法自动抓拍、疫情防控、社会征信、车牌摇号、学位分配等干预或者给付行政场景。[20] 参见谢晖：《论法学研究的两种视角——兼评法教义学和社科法学逻辑之非》，《法学评论》2022年第1期，第21页。笔者认为，从依法行政的原理出发，按程序正当的要求，原则上应当全面公开行政规定，这符合《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提高政府工作透明度的立法目的，也符合以公开为常态、不公开为例外及时、准确公开等原则。

说理公开要求行政机关额外提供有关算法承载目的、依据、规则、效果和救济要素等方面的信息，这需要行政机关另行加工制作。政府信息公开区分了绝对不公开的和相对不公开的两类信息，绝对不公开的信息包括国家秘密、法律与行政法规禁止公开以及公开后可能危及三安全一稳定的政府信息，相对不公开的信息则关涉商业秘密或者个人隐私。因为开闸放水还关涉着其他人特别是泄洪区域的人们的基本权利，甚至是生命安全。

与本案相关的法律有两个：《狂犬病防治法》和《千叶县犬类管理条例》。同时，为了避免临场式借用，也有必要对其理论构造与边界加以进一步明确。（二）规范内的基本权利与效果裁量对裁量收缩理论的批判还来自于另外一个方向，认为它仅能提供过少的权利保护。第二，裁量收缩的出发点是生活，而非规范。

关键是，及时出警的行为义务与损害赔偿的结果责任之间需要更为具体的论证。因为在三面关系中有侵害人，在两面关系中虽无侵害人，却有受害人的自己责任乃至监护人的监护责任等，赔偿责任的分担问题无法回避。

在特定情况下，这种可以规定仍然意味着法律对行政机关课予义务，行政机关必须发动规制权限。韩思阳：《裁量收缩理论在国内司法实践中的运用——以行政复议案例为基础的整理》，载《行政法学研究》2012年第4期。至于行政便宜，尽管可以笼统地说它就是效果裁量的存在意义之所在,其基础(法律授予行政裁量权的理由) 包括行政判断的专业技术性、专业技术知识的发展性、风险评估的相对性、不同基本权利之间的利害调整性，以及预算、人员等行政资源的有限性等等，但是特定法律授予特定行政机关以特定裁量权的理由，显然需要在法律解释的语境下予以个别地探究。[18]法律的合宪性解释与违宪之立法不作为之间的分野是足以发生基本权利规范外效果的重大利益侵害,是以非典型形态发生还是以典型形态发生。

重要的是，在这个应答中，行政机关的危险防止措施经由国家的基本权利保护义务和法律的合宪性解释而显现为一种行政裁量。后者对于具体案件的处理而言尤其具有直接的重要性。朴素地说，冤有头债有主，至少应当首先让致害者承担责任。[35]李建良教授将这些主要是出于行政机关自身行为的指标,称为裁量缩减构成要素的支轴。

[35]如上所述，为判断裁量是否收缩而对相互冲突的基本权利以及行政便宜进行比较衡量的基准，是无法清晰地列举出来的。这种裁量基准与事先设定的——前述之与行政自我拘束相关的——裁量基准既有区别又有联系：两者都是法律意图的具体化，但事先设定的裁量基准在尚须考虑个案情况（所谓个别情况考虑义务）这个意义上其对法律意图的具体化尚未完结（并非最终的具体化）。

这种食品被大量生产后，通过复杂的销售渠道送到消费者手中。不过，宇贺教授的最后结论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如，如果行政机关工作人员明知企业的产品有问题，却为了追求GDP，甚或由于收了企业的好处，而向社会隐瞒问题，甚至公开表明该产品安全，导致人民无法及时认识到它的危险性，那么国家应当承担的可能已经不止于危险管理责任，而是一种基于共同不法行为的赔偿责任。简言之，如果国家充分地履行其努力义务（国家的机关充分地行使其权限）即可避免来自于自然的危险（足以应对特定自然力），那么国家对被害人承担作为义务和以之为前提的损害赔偿责任。[10]对此，德国学者毛雷尔的指摘可以作为一种解答，他说：‘裁量压缩至零尤其可以从基本权利和其他宪法规定中推导出来。保护规范说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由德国学者巴霍夫（Bachof,O.）奠基，六、七十年代受亨克（Henke,W.）等推敲，八十年代经施密特-阿斯曼（Schmidt-Amann,E.）等复兴（所谓新保护规范说），学说上几经流变，[46]但其基本思想——特定利益成为权利或请求权对象的前提是其受法律特别是行政作用所依据的特定行政法规范（根据规范）保护——对于德国、日本的司法实务而言，一直具有决定性意义。在此情况下，援用基本权利的规范外效果缺少实益。阿部泰隆作为长期关注本案的学者，指出了一个重要的法外事实：法官换了。

[8]浙江省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02年10月31日审结，[2002]台行终字第242号，【法宝引证码】CLI.C.13679。[37]而受约束的核心意义是，在与个案相匹配意义上的个别化。

在暂扣车辆案中，原告借用他人的３台农用小四轮拖拉机，拖带两轮拖斗运送31头生猪。[44]第二，何种情况下行政机关享有效果裁量却负有行政义务，须按照法律（裁量授权规范）的意图补充基准。

对这一认识可能会有不同意见，如,会有人认为国家也有义务保护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不受自然灾害的侵犯。（5）（预算、人员等）行政资源的有限性。

判断裁量是否收缩尽管是从生活出发的，而非规范，却仍然无法离开规范。而在本文看来，无论是判决本身还是这些意见，都没有抓住问题的核心。换言之，受害人基本权利与加害人基本权利的比较衡量获得了一个法律解释平台，盐野宏所担心的危险防止措施有时会包括对私人自由与财产的侵害被定位于这种行政裁量的限界问题。[39]如果为个案量身打造的裁量基准——表现为应获认可的行政行为理由——有典型性，那么行政机关完全可以将之规定于规范性文件，从而使之转化为事先设定的裁量基准，体现出裁量基准制度作为‘自下而上的规则形成机制[40]的特点。

裁量收缩理论的前提是裁量一元论，基础是国家的基本权利保护义务。囿于资料和篇幅方面的限制，裁量收缩理论有关论点并未得到全方位的讨论，我国的行政实务和判例动向也需要进一步观察。

因为行政裁量权本身是法律（裁量授权规范）所授予的，从生活出发本身毋宁是法律的指示。就社会背景而言，至少可以指出，本案表明日本民众的权利意识——被流浪狗咬了请求国家赔偿——要高于我国目前。

[56][日]熊本地判平成5年3月25日、判時1455号3頁（水俣病訴訟）。不过，是否在所有的自然力面前国家都力有不逮，是否在任何情况下国家对来自于自然的危险都不必承担作为义务乃至赔偿责任，显然尚需斟酌。

又如，在 暂扣车辆案中，对原告的损害赔偿请求，被告辩称：我局工作人员是依法行政，行为并无不当。问题是这两个判决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意味深长的差异。具体而言，在本案中，裁量收缩要件中的①被侵害法益的重要性、②危险的可预见性、③行政保护的可期待性可以说都已充足，或者说法院的认定基本上没有问题。因为言论自由权及资讯自由对于民主社会具有‘结构性的意义，联邦宪法法院明白赋予两者——较其他基本权——更崇高的地位。

如，阿部泰隆指出：如果在作为侵害人的私人之外，国家也承担赔偿责任，那么国家并不必然与侵害人承担相同数额的赔偿责任。正因为如此，《福建省防洪条例》第36条规定：水库管理单位应当采取先放示警流量然后逐步加大流量的方法开闸泄洪，并应当按照规定提前通知有关部门和单位。

[43]三、裁量收缩理论的边界行文至此，裁量收缩理论的构造已经基本明晰。（4）（不同基本权利、行政便宜包括产业政策之间的）利害调整性。

第一，裁量收缩理论的大前提是，效果裁量与行政义务并不矛盾（裁量一元论）。[50][日]東京高判昭和52年11月17日，判時875号17頁（千葉県野犬咬死事故損害賠償請求事件控訴審判決）。